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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双循环背后：中国经济的表与里
分类：
锋锐观察
来源：
中国智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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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6%，从全球来看实属不易。您对下半年经济发展如何展望？特别是2020年有多重含义。你认为今年是否能完成目标？
陆铭：如果要从中国目前受到的冲击角度来讲，应该说疫情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但是从最新公开的GDP增长的数据可以看到，经济增速已经恢复到3.2%。用全国货车车流大数据分析经济复苏情况，也基本上在二季度的恢复到正常水平。
从全球经济角度来看，各国受到重创的程度虽然不尽相同，但市场信心和预期已经有所好转。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是2020年唯一的一个可能实现GDP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不幸中有万幸。
考虑到今年的经济低迷跟疫情有直接关系，全年GDP能实现正增长也是非常不易的。因为2020年是提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目标的时间节点，另外，根据“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事求是地说，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如果要是考虑到今年疫情的特殊情况的话，如果全年能够实现3%左右的增长，那么可以尽可能缩小与之前设定的目标差距。
展望“十四五”，如果疫情的冲击可以很快过去，经济的增长再回到每年5%至6%的增长速度，那么就意味着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人均GDP的水平应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国际上比较公认的标准现在是12,000美元左右，这个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而从“十四五”以后再到2035年，或者展望2049年，第二个百年目标，希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能够彻底改变冷战后形成的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格局，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稳定的多极世界。
今年二季度中国GDP增长已经达到3.2%，3%能否作为今年期望达成的增长目标？
陆铭：我觉得目前只有二季度的数据，三季度还没有结束，所以现在讲3%的目标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其实关于这个预测也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人认为如果今年秋天疫情第二次爆发，尤其是中国以外的疫情恶化对于中国经济有可能产生外部冲击，3%的增长目标可能实现不了，有可能增长1%。因为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到目前医学界也没办法掌握病毒的规律，所以准确的预测是很难的。
我观察到货车大数据到第二季度的时候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但货车数据主要反映的是制造业恢复情况，而服务业没有办法包括在内。服务业从观察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恢复。
您受邀参加了日前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会上高层提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您如何理解这个目前备受关注的双循环？
陆铭：首先应该说官方借着这次座谈会，对于社会各界如何理解“双循环”是有进一步的阐述的。
在这之前国际社会包括国内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提出双循环是因为国际环境的恶化，包括中美关系的恶化，经贸领域会受到一些冲击，所以“双循环”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想法。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接下来开放程度要下降。
我认为这次座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回应了这样一种看法，高层明确说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讲国际国内双循环，并不是放弃国际循环，而是说两个循环要相互促进。
所谓的“此消彼涨”，我理解应该主要看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贸易盈余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从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讲，贸易的顺差是构成GDP正向贡献的，如果贸易是逆差，则对GDP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在加入WTO以后一直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冲击之前，贸易顺差最高的时候，对GDP的贡献能高达9%，但这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未见得是一个福利最大化的做法，这说明外向型的经济并没有很好的服务于国内需求，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对别的国家来讲就是贸易的逆差。
事实上，经过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正在逐步形成所谓国际国内两个循环，并以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结构，尽管这一概念今年才明确提出来，但其实这种逐步转变早就开始了。经过十多年的调整今天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贡献已经降到1%以下，也就是说，国际收支大约处在平衡的状态，这是回归常态的过程。
所谓“此消彼涨”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外贸盈余（净出口），当外贸盈余这个部分的贡献下降的时候，其他两个部分的贡献应该上涨。如果我们比较宽泛的把消费和投资都理解为国内需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近几年中国国内需求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上升了。
第二个解释，我们可以观察另外一个指标——贸易依存度，它是进出口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由于中国加入WTO实现了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的外贸依存度曾经超过60%的，从国际可比的指标来看，外贸依存度在一些比较大的经济体，通常为20%至30%。
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小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很多东西没法自己生产，所以外贸依存度很高，但是大的经济体自给自足能力比较强，外贸依存度应该比较低。所以目前，由于内需的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开始下降也是一个正常的调整。
第三个原因是跟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要素禀赋有关。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当前中国服务业在GDP和就业当中所占的比重都已经超过制造业了，但是如果和其他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我讲的历史同期是当他们的人均GDP达到今天中国水平的时候，中国的服务业比发达国家历史同期低10%左右。而大多数服务业的特点是不可贸易的，是由国内供给来满足的行业。
未来中国会出现两个力量，一个力量是结构调整，原来中国高度依赖的制造业出口加工贸易会逐步被服务业替代，这可以概括为经济结构自身要调整。第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为了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服务业占比还会进一步提高，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以后就会导致我们所讲的内外循环。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比较准确的把握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客观地说，“双循环”的提出有国际环境恶化的因素，但是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之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以及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所导致的。
您提到“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调整”，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扮演的角色有一些变化？
陆铭：会。我认为决策层此前很多次强调，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
我在这次座谈会发言中表示，如果一些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话，可以更多的释放制度性红利。
其实我隐含的意思也是说要调整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因为中国经济是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再加上中国政府是一个强调“大政府”的模式，随着经济发展，在某些领域政府这只“手”是伸的比较长的。不同的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也存在着分歧，甚至有一种想法认为强政府干预是中国制度的优势。
我个人认为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九大，不断的反复强调市场应该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中央也反复讲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困难有国际经济周期的因素，更是因为中国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我想在这些公开的表述里，决策层应该已经体会到中国经济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跟政府的干预不当有关。
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我想中国接下来会进一步深化改革，改变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从今年的上半年，又进一步的提出生产要素市场的深化改革，其中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这些要素市场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
您一直比较关注城乡和区域发展，此次座谈会上，就此提出了哪些政策建议？
陆铭：首先我认为需要把中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点出来，我这次的发言中讲到一些数字，第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低10%，尤其是发达国家处在与中国目前相同的历史阶段时；第二，中国的大城市和围绕大城市建设的都市圈规模是偏小的，中国城市发展受到人口管制、建设用地供应制度等方面约束，大城市发展和都市圈发展是不充分的；第三，中国的市民化进程，由于众所周知的一些制度因素和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问题，城市常住人口有三分之一是不拥有本地户籍的，在一些超大城市，存在大量长期居住人口，有些在当地居住超过5年甚至10年的人还没有获得本地户籍，这些都是我认为需要改革解决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我提了一些建议。
第一，要加大力度建设都市圈，把大城市往都市圈方向发展，提高它的经济增长作用。要强化都市圈的增长极作用。在城市群发展进程中，根据规模和功能定位差异，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半径30至80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以轨道交通连接起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强化其增长极作用。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当前中国的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全面放开了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下城市。我建议“十四五”期间，能够加快城区人口500万以上这些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而其中的重点就是已经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的这部分外来人口，不管他们教育水平是大学生还是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如果在这个城市已经长期居住到10年以上的话，这些人是很稳定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推动市民化进程，让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要加大人口流入地的建设用地的供应，在人口流出地适当的做减量规划，有些闲置的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可以复耕成农业用地，把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的进行流转。
第四，加大教育投资和改革。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目前人均受教育水平少三年左右。所以我这次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就推进十二年义务教育。重点是农村户籍人口，因为目前城市地区的孩子基本都要上高中，但农村地区的孩子，特别是大量留守儿童，需要通过十二年教育的普及，提高人口素质和教育水平。
第五，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城市和都市圈，会出现高房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要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相关投资既可拉动经济增长，又可拥有可持续的回报，还可以缓解城市病，减少外来人口市民化压力，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宜居和社会和谐三个目标的共赢。
您提到人口和城市化的问题，中国现在也面临着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老年化社会到来的切实压力，在这方面“十四五”规划如何着力？
陆铭：如果单纯从人口角度来讲的话，我猜测应该很快会取消计划生育，实行自主生育。但是我想讲一个观点，不能再指望生育来解决问题，尤其是放开二胎以后，除了放开二胎的当年，出生人口出现一定增长，后续政策效果就在一年到两年时间内就消退了。中国目前还出现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所以可以预期，我们的生育率如果再想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非常困难。
在我所关注的领域，通过两个举措可以延缓老龄化产生的问题。第一，更加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当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其实同样的劳动力焕发出的生产力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来，哪怕劳动力数量增长慢甚至劳动增长率为负，只要劳动力在更有生产力的地区和部门，整个人口红利就可以被延长。
第二是刚刚提到的人口素质。如果平均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那么人口红利就可以通过质量的提升来延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除了我前面讲到的地区和城乡之间的配置效应以外，第二个是教育和健康，这是我提到推进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原因。至于其他方案，比如推迟退休年龄，现在已经在做。事实上，中国劳动力退休年龄相对于预期寿命来讲太低了，中国现在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岁，一线城市等发达的地区甚至可以达到83岁，而法定退休年龄还在50至60岁的水平。
另外，近几年政策一直高度关注养老产业的发展，为老年人口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健康服务。所以我认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来临应该是多管齐下的。
座谈会上提出“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要）“深入思考，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您如何理解中央最高层提出的这六点方向？尤其是第一点，“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
陆铭：我觉得发言中讲到“辩证”，有两个含义。第一，不能以为发展水平越高问题就越少，其实发展水平的提高本身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原来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开放程度不高，物质生活都没有满足，自然不会有精神文化或旅游的需求，没有需求肯定也没什么矛盾。没有开放，也就不会有贸易分歧。
中国加入WTO以后，只靠出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同时会给别的国家带来贸易逆差、产业链流出等问题。所以随着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就会出现。
第二，是危和机的关系。的确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阶梯式的下滑，面临很多问题。从公开表述我们也可以看到，决策层是不否认有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存在的。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大家也意识不到或不愿意面对问题。但是到经济增长下滑的时候，暴露出来的问题反而比较容易形成共识，改革阻力也小很多。
从近一百年人类历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重大的危机之后，其实都是重大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也应该充分的相信中国经济自身是有强大的韧性，这个韧性是建立在改革所创造的发展空间基础之上的。
这次座谈会上，高层比较多的提到了经济学理论。他说“（要）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目前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果有，这套理论最大的特色是什么？特别是有别于传统经济理论的部分，哪个部分还需加强？
陆铭：我觉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怎么理解“理论”的问题，如果把“理论”理解为一套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我认为这套理论现在已经被慢慢被提出，并且慢慢被丰富。但是如果从学术层面，中国现在经济学理论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中国提出的这套指导实践的思想和理论，如何跟现有的现代经济学或国际通行的理论之间进行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要把它提升到经济学理论这个高度，作为经济学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至于你刚刚讲到什么是中国最有特色的经济理论呢？在我自己的研究里把它概括为“中国是转型发展中的大国”，什么叫转型？中国脱胎于一个计划经济，中国今天很多的体制，其实仍然遗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比如刚刚提到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开放40周年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跟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些方面适应不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潮流，这是我讲的“转型”。
什么是发展？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也受到了土地、户籍制度的影响。另外，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有不同的模式。行政力量管制度城市化的方式是中国独有的。长期以来政府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鼓励中小城市的发展，这个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当中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什么是大国？它就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与中国的体制有关了。中国不是美国式的联邦制度，中国是统一的中央政府，统一在党的领导之下。美国宪法是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地方和地方、地方和联邦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的，中国的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行为。在这种模式之下，每一个地方都想招商引资，发展自己的经济。比如采取税收竞争，进而产生地方“各自为政”的市场分割问题。再比如说一条路只修到省界，形成所谓的“断头路”。这种官员主导，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行为，也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有的影响是好的，有的影响是坏的。
所以可以看到官方一直讲，中国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我认为这是中国理论跟一般的市场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差别。也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一个特有体制之下产生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研究体制和政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通过不断调整中国的体制和结构来获得“制度红利”。
末谈：政治和经济确实很难剥离开，尤其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
陆铭：所以我为什么要是强调把中国的体制和政策背景结合到一般的经济学理论里面呢？因为，如果离开了中国的体制和背景，一般的理论它所构画的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它跟中国的实际脱节。但是如果只强调中国特色，没有一个一般经济的理论作为基础，很难实现我们自己发展的理论跟既有的现代经济学之间的 对话。
这次座谈会，高层讲话里也提到，不是说西方都不可以用，但是要把其中先进的东西拿过来，与此同时你还要跟别人对话，提供中国的方案，中国的方案不能自说自话。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在既有的经济理论和世界范围发展模式上，有什么创新的东西，有没有可以推广和复制的经验。总之，必须要强调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结合。
近期深圳住建局表示要学习新加坡的房地产模式，这是否可以看做是中国发展的实践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的具体案例？同时也是在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
陆铭：我认为理论有一般性，但具体到每个国家是有特殊性的。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主体只有一个城市，所以城市国家比较容易实现80%的住房都是政府的“组屋”。问题是，如果中国借鉴新加坡模式，是全国一起借鉴？还是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单独借鉴？如果全国一起借鉴，那么这个国家的财政肯定无法负担。
反过来想，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大国，复制了新加坡的模式？如果仅仅是深圳复制，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人口是在地区之间可以流动的，——哪怕现有户籍制度下，人口不是完全自由地流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深圳由政府来提供大量公租房解决住房的问题，其他地区人口一定会向深圳流动。最终结果是只有一部分人得到政府住房，另一部分只能通过市场手段，两者之间又有差价，政府怎么划分获得公租房的资格？仍然按户籍身份吗？
新加坡这个制度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外来的人口到新加坡是外国人，外国人无法获得国民待遇没问题，深圳的外来人口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本来现有的户籍制度已经造成了一定不平等，改革的大方向是让每个人享受同等权利。深圳如果学习新加坡模式，大幅度地提高公租房的比例，那么，可能会有大量外来人口为这一福利迁移到深圳，然后，就会遇到如何分配公租房的问题，可能需要设置新的身份门槛，这样反而产生了新问题。所以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在理论、实践上想得再清楚些。
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模式，中国过去习惯于强调“中国特色”，虽然这套体制和模式的确很有“中国特色”，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过于突出特殊性，会不会造成某种阻碍？尤其是当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想要跟西方经济理论对话，甚至推广的时候。
陆铭：学术研究包括经济学的研究，它至少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解释，一个功能是指导实践，这两个功能有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候是可以分开的。作为解释现象来讲，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举个例子，我如何解释中国的城市化率比其他国家历史同期水平低10%？如何解释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比发达国家低10%？在这个解释过程中我要去强调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政策背景，这是没问题的。但在理论指导实践的时候，如果我把制度性、结构性的因素给找到，就可以从根本上推进改革。
但是如果要推广中国特色的理论，首先要想好推广什么。比如我之前的研究，我发现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移民消费，因为移民在城市里面长期居住，但是他没有未来永远呆在这个城市的预期，所以就会为未来可能面对的收入下降和风险而选择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如果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持续推进，消费可以更好地释放。
如果把我的研究做一个一般性的总结，是消除人和人之间的身份歧视，可以促进消费；如果城市的发展可以走一个集约化的发展，有利于服务业发展。那么这两句话是有一般性的。
所以一般性和特殊性它不能截然分开，关键是在用理论时的目的是什么，解释和指导实践的时候是注重特殊性的，但是在做总结的时候是强调提升一般化和普遍性。
美国二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环比初值下滑32.9%。这是一个惨淡的数值。结合目前疫情情况，您如何看美国下半年经济走向？此外，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高达26.5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政府债务，且无法缓解。这是否将是一个更大的危机？日前，郭树清有撰写表达“，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这可能是迄今为止看到决策层对于外部金融环境最严峻的判断，您是否也持此观点？
陆铭：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如果纯粹从经济增长所受到的冲击角度来讲，应该说这次的疫情冲击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一样。第一是冲击的幅度比2008经济危机大。第二，这一次冲击在各国差异比较大，上一轮经济危机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所以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次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和每个国家疫情防控的措施有关。第三个，上一轮的冲击主要出现在金融部门，而这一轮的冲击可能对服务业，全球产业链和制造业冲击比较大。
说“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我认为可能性还有存在的。尽管最开始受到冲击的不是金融体系，但是疫情冲击导致大量的人失业，进而影响消费和生产。有些家庭可能无法继续偿还房贷，造成银行坏账，如果形成大规模连锁反应，就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但一方面，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尽快控制住疫情，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发生；另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在疫情防控方面继续维持现状，防止第二波疫情爆发，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反弹。
可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这次疫情进入了加速模式。而在这样的加速模式当中，最先发生的就是中美经济的地位发生互换，您是否这样认为？以您的估算，这个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您的评估依据是怎样的。而如果中美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一旦发生了互换，会否一定会在其它领域产生连锁反应，最终让美国彻底边缘化，重新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
陆铭：我说一下我这个“非专业学者”的看法，或许研究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些学者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太专业了，思维有一定惯性，我提供一些个人视角供大家参考。
如果单纯从数据角度来讲，中国经济从体量上超过美国，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但究竟什么时候发生我认为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事件发生后，我们将迎来什样的世界，以及中国将怎样面对这样的变化？
我认为当今世界应该更加走向一个大同小异、求同存异的世界，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强调改革开放，要建立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构建甚至引领下一个阶段全球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但中国首先要更加多地强调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则，国际的秩序也是在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基础上构建的。换句话说，中国应该在这些认知的基础上构建市场经济体制，要更加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原则，也要更加强调国际经济秩序里面要有比较统一的价值观基础和对等互利的原则。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都觉得中国崛起对他们是一种威胁，这一方面是因为与中国的体制、文化、历史、传统不一样，这种威胁就可能让别人觉得是真实的存在，有时候发达国家也存在过度反应，甚至被一些政客利用。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当别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时候，中国是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世界的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尊重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制度、传统。
在国际经贸关系里面经常讲到平等互惠，别人越是认为你不一样，你越要跟别人讲我们是一样的；别人越是在比烂，一些政客要去操纵民意，搞孤立主义，中国就应该越坚持全球化。中国要摆出一种姿态，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西方国家的文明和价值观比较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中国的文明强调合作和集体主义，强调全世界的大同和文明的互鉴。我想如果用这种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问题，也许中国能够避免停留在尖锐对抗的思维模式之下。
末谈：中国在国际上做了蛮多事情，应该说体现了大国该有的姿态和表达。但是因为整个的软实力和话语权的局限性，似乎很多事情最后没有留下太好的名声。
陆铭：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看法的不一样。专业人士会把它总结为，中国的软实力不行，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但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当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是更加尊重别的国家市场经济的秩序和和法律，还是把我们在国内已经习惯的一些做法，像搞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这套东西带到了国外？我觉得这不是软实力的问题，是我们习惯了把自己的一些做法带到国外去，不知不觉地让别人感觉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比如，在这次抗疫期间，中国的抗疫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这种做法之所以在国内能通行是因为中国集体主义的传统，民众习惯不一样。如果我们把这种做法带到国外去，说这是我们的抗疫经验，在别的国家的文化里觉得这是伤害自由。
我觉得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中国的民众、企业和政府，都存在观念偏差——在国内的传统体制、社会环境下，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并不符合全球范围内的一些更被人接受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个话语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思维方式如果不转过来可能会产生更多问题。将来中国有了话语权，我们声音更强了，但是你讲的东西让别人觉得是不一样的东西，你带来的是更和谐的世界，还是带来更冲突的世界？这是我一个非专业人士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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