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凌永辉：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若干断想

在 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 7月 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解释了提出这个重大战略转变的原因：以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对中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当前社会各界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多种视角的解读，但其中的一些认识和理解存在偏差。比如，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后被迫回归内向 型经济，“十四五”期间的中国可能会实行进口替代政策，重走过去那种关起国门搞建设的老路。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因此，新发展格局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绝不意味着要关起门来自我循环，而是要通过发挥巨大规模的内需潜力优势，使国内市场循环和国际市场循环更好联通，相互促进，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系列论述，高屋建瓴地阐明了若干问题：其一，中国过去参与的经济全球化具有典型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特征，它利用的是西方国家的市场；其二，在全球化逆流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国要扛起经济全球化的大旗，就必须开发和利用我们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内需市场；其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关起门来进行封闭循环，而是要用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更好地联通和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其四，中国发挥内需潜力的规模优势，不仅可以为自身创造经济发展新动能，而且可以有力促进世界经济加速复苏。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修正

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中国基于发达国家市场实施以出口导向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在这种全球化战略中，中国经济循环的投入和产出利用的都是西方国家市场，不仅技术、设备甚至原材料等从国外取得，产品也再销售到国外市场。也可以说，这一经济全球化战略是在客场实施的，是在客场取得的巨大的红利和重大的胜利。

中国过去参与的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会发生在客场呢？这是因为中国国内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对较低，既无法承载日益增长的产能供给，也无法引导资源实现市场化配置。更进一步说，由于国内居民人均收入较低、消费能力不足，如果企业仅仅瞄准和依靠国内市场，那么就很容易出现产品大面积滞销，进而阻碍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改革开放进入 20世纪末、21世纪初，尽管中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内需规模显著增加，但由于国内市场分割现象仍较为普遍，而且市场主体在信用上也存在不足，于是企业发现国内市场往往看起来比较大，而实际可利用的规模和效能却十分有限，即使通过大量高成本的广告宣传进行促销，也经常性地面临货款长期被拖欠甚至收不回的艰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企业的外部环境得到了优化和改善，因而大量国内企业在面对内销还是外销的抉择时，虽然前者有着地理临近、沟通便利等优势，但它们还是更愿意选择后者。中国在客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又为什么能获得巨大成功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过去有着大量的劳动、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当国内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后承接跨国企业发出的订单，为其进行国际代工，形成了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巨大比较优势。

然而，这种国际竞争格局在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同时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约束也愈发凸显，这就导致在客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活动面临愈来愈多的困难，特别是从大国发展的角度看，客场经济全球化本就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这当中的经济学原理不难理解：一是过度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随着出口规模越来越大，客观上会对西方国家的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与这些国家的中低端产业就业者发生利益摩擦，引起别人的反感和反对；二是长期局限于依靠低廉要素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往往会容易忽视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其他资源，比如对于逐步成长的国内市场容量，就未能充分予以利用并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三是长期为国外企业进行国际代工，虽然获得了技术溢出，但很难掌握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也不可能在这种模式下诞生出自主品牌，因而只能获得全球价值链中较低的附加值；四是随着发展水平提升和国内经济环境变化，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动态转换，正在从廉价要素转变为逐步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

为此，中国需要尽快进行经济全球化战略调整，把以出口导向为基本特征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转型升级为以利用内需为主的主场经济全球化。简单来说，就是要基于国内市场需求向全世界开放中国市场，使中国从过去的世界供给中心转变为世界需求中心，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实际上，所谓的世界市场或全球市场，并非是用区域来进行划分的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涉及开放与否的经济学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市场只对一定地区开放，那它就是地区性市场；如果它对全国所有地区开放，那它就是国内统一市场；如果它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开放，那它就是全球市场[1]。这样一来，一是内需作为调控变量可以长期进行利用，它是实现全球化战略转型的前提和基础。二是中国市场转变成全球市场，不仅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且也将作为实施主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三是内需可以有效促进外需，实现内外需之间的相对均衡，也即，一方面基于内需虹吸全球创新要素为我所用，促进国内产业创新升级，形成内需主导的产业链循环；另一方面，依托于内需培育本土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差异化竞争优势，从而面向国际市场“走出去、走上去和走进去”。显然，这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并非是要关闭国门搞封闭经济循环，而是强调改变过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真正发挥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内需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基点，实现国内市场循环与国际市场循环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这是与过去在客场进行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

实际上，推进以利用内需为主的主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具体包括：其一，它有利于加速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通过政府职能改革，促使相互分割的“行政区经济”转变为相互开放的区域一体化经济，并最终聚合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其二，从主要利用别国的市场转到主要利用国内市场，这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有利于基于内需实现自主可控的产业发展；其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虹吸全球创新要素，加快推动国内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中高端进行攀升[2]。可见，未来中国新的战略资源观应从过去那种静态视角下的要素性价比高的比较优势，转向动态视角下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甚至可能是中国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绝对优势，也是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因而必须在“十四五”国家战略规划中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利用。

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虽然是对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修正，但是这种修正和战略转换是被外界环境逼压、迫不得已而采取的。其实，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客场全球化战略就已经呈现出转机的趋势，自此之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就已经由 2005—2007年期间最高的将近 70%，一直下降到近年来的约 30%，同时，消费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高。这也说明，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自金融危机以来，也一直在进行自我的主动调整，全球化转场格局正在不断展开，“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非均衡世界经济运行模式正处于改变当中，但是现在的紧迫性更加凸显了。从理论上来说，一个经济体量正在逐步赶超美国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全球化不利用主场的优势，而全部指望继续利用客场的资源，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更缺乏理论的逻辑。

二、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

要想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必然要求从“十四五”规划制定开始就提出新的战略性转向要求，同时按照这种发展理念形成的“十四五”规划，也必然会对这期间以及后续的实际经济运行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3]。这种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可以通过分析双循环新格局下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联系来判断。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在的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座谈会上已经有重要论述：“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按照这种思想，“扩大内需、开放国内市场——虹吸全球创新资源——形成以现代产业链——构建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格局——促进形成国际循环”，就是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内在逻辑线索。针对这种运行机制的关键环节和步骤，我们大致能够推断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运行影响的一些重要方面。

（一）启动潜在内需的体制机制改革，将会被提到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

扩大内需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起点和基础，要求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一方面，做大“蛋糕”需要不遗余力地增加生产性努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方面的制度性改革将成为扩大内需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分好“蛋糕”需要不断促进与分配性努力密切相关的结构性改革，而且这也会影响甚至决定后期进一步的“蛋糕”再生产。一般来说，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最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制度安排，这也是被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所证明了的典型事实。不难想象，当一个社会处于基尼系数很高的财富分配结构下，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边际倾向往往很低，低收入者的财富基数又比较小，那么即使社会平均财富快速增加，也很难有效地扩大内需。因此可以断言，“十四五”规划必定要较大幅度地调整现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并为此制定新的战略和政策。由于这种调整必然会损害有关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结构不是短期可以改变的，形成中产阶级占据主体地位的分配格局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扩大内需也不可能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短期策略，而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取向和政策选择。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任务，将要置于改革政策设计的优先次序

在主场进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基点在于扩大内需，并且依靠内需带动外需，因而中国未来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可能会成为参与或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国际竞争的绝对优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一目标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报告相继对此进行了强调，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尽管中国的 GDP总量已经高达约 100万亿元，内需率自 2008年以来也逐渐回升 [4]，但内需仍存在较大的结构性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的比重偏低。截至 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约为 55.4%，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往往高达 70%，甚至 80%。二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于人均GDP的比重偏低。尽管 2019年中国的人均 GDP已经突破 1万美元，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人均 GDP的一半，更是有近 6亿人口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仅 1000元左右，这必然将限制居民消费水平。三是国内市场体系结构严重不均衡。尽管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发育充分，竞争激烈，但是要素市场如土地、资本、高级人力资源等市场严重扭曲，同时地区间行政壁垒、市场主体信用不足等现象广泛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参与双循环的交易成本将大大增加，而经济社会福利却遭受无谓损失，不利于推进主场经济全球化。这显然是中国市场建设中极其紧迫的重要现实问题，必须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三）建设各类虹吸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平台，将是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措施和途径

过去在客场全球化下，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办法，是通过设立各类开发区、制定各类优惠政策，积极主动创造吸收外资的“洼地”效应。依据开发区这类空间平台，鼓励企业承接跨国企业发出的制造业外包订单，进行加工制造、生产装配活动，然后再进行出口。在双循环的主场全球化态势下，中国庞大的内需将会为全球先进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创造巨大的发展机会。当今世界只有国内市场发达、内需规模巨大的国家，才能够为资本创造安全、增殖的投资机会，才能为人才提供环境舒适、施展才华的发展机遇。因此，双循环新格局下吸收外资虽然也重要，但是与开放内需发展创新经济的本质性要求相比就处于相对次要地位，只有大力吸引各类技术和人才，才是促进创新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措施。一是可以通过塑造世界性宜居城市，利用内需创造的大量市场机遇来吸引全世界的高级人才和先进技术；二是可以基于内需开展对国外供应商的逆向外包，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优秀智力资源；三是可以依托内需鼓励国内企业参股联合或者并购外国企业，真正实现“走出去、走上去、走进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四）引导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链和产业链集群建设，将成为未来中国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工作重心

发达国家的那些产业链“链主”和“隐形冠军”企业，基本上都是在内需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作用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未来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必须要利用好庞大的内需，将其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激励企业和地方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具有自主创新特点的现代产业链和产业链集群。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全球跨国企业对其全球产业链进行横向和纵向的重组，同时在技术上为经济活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提供了重大机遇。“十四五”期间，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根据上述趋势进行一定的战略调整：一是用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大规模改造，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譬如针对电子机械化工产业，可以加大物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范围，提高自动化水平，既可以降低损耗，又可以保证安全生产。又如伴随机器换人正处在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时间窗口，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升级，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同时也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提升。二是要把全球产业链集群建设问题放到国家竞争力高度予以重视，通过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及集成电路等领域，选择若干先进制造业建设产业链上下游相互拉动或推动的具有世界级先进水平的产业链集群。

（五）奋力构建国内价值链，促进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格局形成

在过去那种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客场经济全球化中，国内价值链不仅比较短，而且产业基础也很脆弱。代工企业在稳定的利润引诱下，没有或缺乏技术升级和自创品牌动机，往往更愿意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进行生产、组装以赚取虽然微薄但持续稳定的利润流。这种简单加工制造出口既无法充分利用内需促进迂回式生产以实现国内产业链的延伸，也无法掌控核心技术，建立自主品牌，导致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链受制于人。双循环下的主场全球化强调对国内市场的充分利用，必然促进中国企业立足于国内市场构建自己为“链主”的国内价值链，掌控价值链两端的技术和市场，形成有利于国内市场循环的治理规则。显然，奋力构建国内价值是实现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以下几点举措应得到重视：一是要灵活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产业链中“卡脖子”的关键技术环节，建立起强大的产业技术链。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经常有人质疑举国体制的有效性。其实，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如何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二是要合理运用产业组织政策促进不同规模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形成竞争与合作关系，鼓励各类企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兼并重组，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链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政产学研各主体也可以就一些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内容进行联合开发。三是要培育国内本土企业成为产业链上的“链主”和“隐形冠军”，重塑国内价值链的治理结构，优化和改善国内企业在价值链中的资源和价值分配格局。四是要立足于主场建设新型的国内经济循环关系，不仅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等形成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的产业空间链 [5]，而且要在继续向东开放的同时，扩大向西开放。

（六）通过开放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全球创新链的有机链接，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过去在客场经济全球化下，国内本土企业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似乎也形成了国内国际双循环，但实际上这种循环体系主要是以国际循环为主，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的国内循环充其量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平台，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在基于内需的主场经济全球化下，国内价值链将比全球价值链发挥出更加基础性、战略性的作用，它是国内企业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前提，体现了以国内市场大循环为主体的优先地位，以及国际市场循环的支持和补充作用。很显然的是，以中国市场的充分开放来促进中国国内价值链的建设，促进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其实就是把中国的国内价值链构建当作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的一部分来建设，内需将成为链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手段和工具。这样一来，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就摆脱了对发达国家市场的过度依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行脱钩，而是一方面在使自身转变为世界需求中心的过程中，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增长动能；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全球的丰富资源和高级要素来促进国内创新驱动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形成新发展格局关键要打通双循环中的各种堵点

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产业和经济实现顺畅循环，即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堵点，与在国内实现循环还是在国际实现循环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是由于最终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实现，究竟是选择国内市场还是选择国际市场，均为企业按照市场原则的自主决策，是内生于新发展格局当中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经济运行过程最重视的问题之一，就是资本的再生产循环过程，其中，“商品（W）—货币（G）”的实现是“惊险的跳跃”，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6]。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如果不破除一些阻碍商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那么不仅产能过剩问题会越发严重，影响企业效益、职工就业、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等，而且也不利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转换，阻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在当前发展阶段，打通中国经济双循环的“任督二脉”，关键在于下列四个方面。

（一）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中供给端的堵点

中国不仅拥有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量规模，而且也是全世界唯一有着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存在供给瓶颈或“卡脖子”问题，比如大到现代科研仪器设备、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的发动机，小到圆珠笔芯的滚球、高铁的螺丝钉、电子芯片、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分析检测用的色谱柱填料、生物制药用分离纯化层析介质等，基本都被发达国家企业垄断，这成为影响中国产业安全的突出问题，也是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中最大的供给方障碍。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 9月 11日主持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具体来说，一是要长期坚持和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实际上，很多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根本原因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难以出现突破式创新。提升基础研究水平需提倡好奇和兴趣驱动，破除评价体系上的急功近利倾向，同时也需建立政府资金为主、社会多渠道参与的投入机制。二是要不断优化创新人才培育的制度生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根本在于创新人才的培育。中国缺少培育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创新人才的生态氛围，导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拥有大批科学家、院士，以及世界级规模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队伍，却很少诞生世界原创技术，而且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还要受制于人。因此，中国当前亟需按照科学规律，培养一批具有掌握全球创新前沿的高级人才。三是要注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除了国防建设等领域之外，与经济社会民生相关的绝大多数科技创新，都要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促进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二）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中需求端的堵点

强大的内需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新格局的关键支撑，是促进中国从过去的世界供给中心（生产能力提供者）转变为世界需求中心的重要动力，是在主场进行经济全球化进而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通的强大依托。然而，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变，真实的消费能力并不高。按李克强总理的说法，虽然中国人均年收入是 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 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仅为 1000元，这种收入水平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很困难。因此，中国当前的庞大内需潜力亟待开发，将其转化为现实优势。启动潜在内需表面上看似乎是简单地增加居民收入，但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因为社会财富“总盘子”的增长，要求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适当大于平均工资上升幅度，否则居民收入是很难增加的。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知识经济下的人力资本重要性开始凸显，因而劳动生产率也就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创造、机器换人等，因此，启动潜在内需也应该更多地关注以劳动生产率变化为标志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在这当中，在保持居民收入不变的前提下，政府更多地从增长职能转型到公共服务职能，如教育、医疗、养老、公共卫生等，有利于垫高居民消费支出的“护城河”从而强迫储蓄的比重自然降低，消费比重得以自然提高。事实上，政府职能这种转型也能极大地增加居民消费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从而反过来提高劳动积极性和劳动供给质量，最终促进生产率提升。

（三）以结构调整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中体制机制的堵点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因而结构调整会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稳定运行。例如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目前就存在民企与外企、国企的竞争条件不平等的普遍现象，民营企业在进入一些重要行业时，常常遭遇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高低门”，如果不拆除这些形形色色的“门”，那么中国市场的微观主体活力就不会被激发，内需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大打折扣，从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就失去了动力源泉。又如在地区经济结构方面，过去在非均衡发展格局下不同地区形成一系列政策“洼地”，不利于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因此，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就要按照公平原则规范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消除非均衡的地区分割现象。再如在分配结构方面，也存在造成双循环不畅的体制机制堵塞。财富分配中的这些结构性扭曲将导致社会居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极大限制。只有想方设法地降低基尼系数，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增加，才能真正有效地扩大内需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是要注意调整国内居民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结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依赖外资发展经济的地方（如江苏苏南地区），需要改善 GDP中外资分配所得较多而国内居民分配所得较少的结构。二是要注意调整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 分配结构。如果资本所有者分配较多，那么社会财富平均值就会大大高于中位数。这是造成一些典型地区（如江苏和浙江两地）分配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三是要注意调整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结构。这三者是显著的此消彼长关系，如果政府和企业从社会财富的“总盘子”中分配较多，那么居民所得就自然比较少。一些地方政府上交国家的财政比较多，自然就很难实现藏富于民。此外，也要注意调整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配结构。当前阶段，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盈利能力较弱，而金融、房地产部门等虚拟经济部门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强势地位，极其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四）以扩大对内开放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中市场一体化的堵点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在地要求经济开放，不仅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开放的战略思路，不能还像过去那样一味地强调对外开放，而要把对内开放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形成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开放型经济，这也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近年来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讲，对内开放已经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扩大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绝不亚于对外开放。中国过去利用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取得了极好的成效，比如国内许多企业的组织治理、税收管理、外贸体制等方面，在对外开放中（尤其是加入 WTO之后）实现了很大力度的改革，企业单位、行业协会、政府等行为规则都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但毋庸讳言的是，对外开放对传统体制束缚的冲击作用正在逐渐减弱，特别是涉及体制内部权力、利益关系变动的“深水区”改革，必须要靠扩大对内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动力来加以推进。比如要素市场化改革就是典型，无论是土地市场还是资本市场抑或其它要素市场，仅靠对外开放很难产生真正影响，而且还可能对对外开放本身造成牵掣。再如结构性改革中的消除行政壁垒、降低企业税费、改善补贴制度等，无不涉及政府职能和权力的优化配置，只有在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中，让国内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宽松活跃的环境中自由选择、自我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破除各行业、各部门一切行政权力垄断中的决定性作用，切实有效地打通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堵点。